行贿行为隐蔽性强、治理难度大，危害性绝不容小觑。能否有效治理行贿，是直接关系反腐败斗争能否持久深入，直至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课题。因此，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“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”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
　　受贿和行贿如同孪生兄弟，总是相伴而生。但在反腐败斗争中，行贿的危害却往往容易被忽略或淡化。由于受贿者通常为掌权者，被认为是强势一方，其腐败行为几乎都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处。行贿者则往往身份比较复杂，虽然为谋求不当利益而蝇营狗苟者不乏其人，但多数却经常被视为求人办事不得已而为之的“弱者”，这使得行贿更容易获得理解和宽容，导致惩治腐败实践中“重受贿轻行贿”的倾向或多或少存在。与打击受贿者的严厉相比，行贿者常常是“罪轻一等”，被轻轻放过甚至能全身而退。举例来说，2004年到2008年间，我国检察机关起诉的受贿人与行贿人的比例约为6.6:1，打击行贿受贿两种犯罪比例严重失衡。2015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受贿犯罪13000多人，查办行贿犯罪8200多人，后者仍然明显少于前者。从打击腐败的角度看，这是非常不利的。

　　回顾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，几乎所有倒下的腐败分子身后，都站着数量众多的行贿者。这些人推波助澜、助纣为虐，把很多法纪意识淡薄的领导干部送上不归路，对腐败的滋生蔓延难辞其咎。无论出于何种缘由，以行贿开道实现个人非正当目的，都是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破坏。更何况，有的行贿人为满足膨胀的贪欲，处心积虑“围猎”干部，污染政治生态、败坏社会风气，用心险恶、行径卑劣，危害深重。行贿之害绝不亚于受贿之害，行贿之土壤一日不除，腐败之害也就一日难消。

　　应该看到，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，我国对行贿的打击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，惩治受贿和行贿比例失衡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特别是十九大召开后不足俩月，行贿者受惩处的消息频繁曝光。比如，云南省临沧市原市委书记李小平一审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，其罪名就包括行贿罪，他曾以价值人民币44万余元的普洱茶4吨及价值人民币16万余元的临沧茶向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行贿。广东省汕头市纪委原书记邢太安接受审判，所涉罪名同样包括行贿，他被控曾送给时任广东省纪委书记朱明国500万元人民币现金，以答谢其“提拔之恩”。湖南省长沙市纪委集中通报9起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典型案例，涉案的11名行贿人中有10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，1人受到党纪处分。这些案例释放出强烈信号，从现在到未来，行贿者可能被高举轻放的幻想，是时候破灭了。

　　明确“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”，意味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继续挺进标本兼治的深水区，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，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。严格追究行贿者责任，固然将提高获取行贿者口供的难度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，通过调取书证、物证等手段，将能够有效弥补口供缺乏的短板。更重要的是，只有对行贿与受贿一样，采取“全覆盖、零容忍”的态度，彻底铲除培育“行贿文化”的土壤，使行贿者必须承受被法律严惩的巨大风险，反腐败斗争才能涉过深水区，抵达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胜利彼岸。（北京 黄金荣）